父母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力量，那种精神即是：充满信念，坚毅不屈，爱憎分明，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

父亲的家族背景及少年青年经历

我父亲陈晨，原名陈昌顺，又名伟杰，1909年出生在中国大陆湖北省武昌商家巷西湖畔，是一户世代佃农家庭。父亲在1925年在湖北沙市进步袜厂学徒时改名伟杰。1933年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电影摄影师，拍第一部戏《展览会》时，改名为陈晨，父亲以后一直用这个名字直到他去世。父亲是中国民族电影的先躯者之一。

曾祖父陈庭藻当年带着四个儿子，一家租了当地大地主陈谦益的湖塘种藕捕鱼为生，生活贫穷凄苦。祖父陈开德，在家排行老大，祖母是在我父亲才四岁时就因病故亡。由于祖父持家能力弱子女又多，父亲及他的兄姐在家中无人照料，生活难以维持，年年拖欠湖租无力偿还。在父亲15岁那年冬天，祖父为了生活终因劳累过度在穷病交加的困苦日子中去世，留下父亲的姐姐、三个哥哥和他。父亲的姐姐也因家境贫困早年患病死去。

我大伯陈昌和，早年在武昌当店员，抗日战争前夕在武昌国民党政权国民军第七军医院任少尉副官，1956年在汉口病故。

我二伯陈昌广，早年在武昌纱布局做工人，1934年进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做洗印工作。抗日战争后，在武汉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1939年参加西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曾与我父亲合伙开设大业烟厂，1966年在成都病逝。

我三伯陈昌惠（又名陈衡），早年在武昌纱布局做工人，抗日战争前在武昌国民军第七军任护士。1942年后在成都和汉口父亲经营的烟厂工作，文革前夕在汉口病故。

父亲从10岁到16岁读了四年多的私塾，其间还断续的失了几次学，父亲在少年时做过小贩卖花、拾碎藕、又替邮局拉风扇从中弄点钱来交学费。1925年我祖父病死后，由于生活无依无靠，少年时的父亲不得不四处找寻工作，后来由亲戚徐杏川介绍，背井离乡到湖北省沙市七里庙进步袜厂当学徒，在那里熬过了不堪言状的学徒生活。

父亲在回忆他这段少年生涯时说：“三年的学徒生活，使我尝尽了人间的凄惨，看透了旧中国社会中人吃人的丑恶。”父亲当年就暗下决心，坚决不愿留在袜厂，学徒期满，少年父亲就返回武汉大伯家中。

1928年父亲进了徐杏川开设的汉口小百店当店员，买菜烧饭、上下铺门上板什么都干，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混了几年。1930年父亲就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决心想到这个东方的大都会学技术求自强。

1930年21岁的父亲来到了上海，初踏上海因父亲的做琴师的姨父周梓章的关系，介绍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制片部学习洗印和摄影工作，这是父亲第二次开始的学徒经历。这个集训班正是中国民族电影工业最早的一个习研电影技术的机构，这些人当中以后都成为中国早期中国民族电影工业的开拓先躯。父亲在1933年24岁时正式担任电影摄影师工作。父亲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戏，是由王坚白编剧，陈铿然导演的《展览会》。之后又拍摄了左明编剧，汤杰导演的《王先生过年》和阿英编剧，李萍情导演的《三姐妹》、《无家可归》（后改名《人伦》）以及《大家庭》等影片。

父亲从汉口来到上海初入电影界，他的思想和言行直接受到阿英（钱杏邨）、石凌鹤、光未然影响。1933年经阿英介绍，加入了由共产党组织的文化机构左联。左联就分派父亲在明星的小组学习，这个左联在明星影业公司的小组直接领导人就是石凌鹤（后为江西省文化厅长），唐纳是组长。1934年阿英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监视，使得阿英等人在上海为了躲避迫害过着流浪隐蔽的生活。后来父亲才获知阿英等人已进入了中共苏区地盘。而父亲所在的明星小组就不得不解散停止了追求进步的学习。不久，父亲也离开了明星公司。

1935年夏，经武汉电影股剧务组组长王瑞麟（中共主政后曾任长影片厂制片处处长）介绍，父亲进入了武汉国民党政府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中国电影制片厂前身）担任摄影师，工作了8个月。在此期间，父亲在罗静予任组长的技术组任职，父亲与汪中西、李荫先后去四川峨嵋山、成渝川黔公路、长江上游航运线直到南京，拍摄了国民政府《峨嵋军官训练团》和《南京秋操演武》等纪录像片。当时，父亲感到电影政治气味不对，思想上很苦闷，1936年春父亲申请辞职返回上海另找工作。

1936年春，父亲从武汉回上海后，由电影导演蔡楚生和电影明星梅熹介绍，进入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任电影摄影师。父亲进入联华后，先后拍摄了龚次龙导演的《孤城烈女》，朱石麟导演的《新旧时代》，贺孟斧导演的《将军之女》，沈浮导演的《自由天地》以及蔡楚生、贺孟斧导演的《上海风光》、《小五义》等20余故事影片，又拍摄了《文化巨星殒落》鲁迅先生送殡至万同公墓安葬的新闻纪录片。

1937年底父母亲随中制片厂迀移到了抗战后方重庆，为了展开扩大电影的抗战宣传，父亲与电影导演沈浮、美工师秦威和编剧贺孟斧等人，前往西安争取恢复西北电影制片厂。并决定把厂址设在成都灯笼街。1938年父亲随带艾姆手提电影摄影机和胶片数仟尺，从西安出发前往陕北会同记者李庄赴渑池渡过黄河，经垣曲县奔向太行山区，在长治、屯留一带，随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及决死队薄一波部拍摄抗战火线纪录片。

1938年初，在武汉时即与秦威、沈浮、贺孟斧等人事先约妥，父亲去西安恢复西北电影制片厂。父亲到达重庆后，见沈浮等人已去西安，并留给父亲二战区文协证明通行证件及路费，留言嘱父亲速去西安筹厂。父亲向中制片厂申请辞职后，并将正准备去延安的黄镇（中共主政后的原文化部部长）和吴本立（中共主政后的原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顺路带走。因为父亲持有中制片厂战地摄影二队队长身份护照和二战区文协等通行证件，父亲带着黄镇、吴本立闯过一路关卡通行无阻到达西安，父亲把他们送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后，使他们顺利到达了延安。

在西安父亲会到了沈浮、秦威等人，并向父亲介绍了原西北片厂的负责人温松康，经决定后，由沈浮、温松康等人去成都设厂，并命我父亲去秋岭二战区文协领取摄影机和胶片6000千尺，随记者李庄、方欣绕道经过渑池渡黄河到垣曲又经阳城、高平，到达晋东南长治的晋冀鲁豫根据地。

在长治，父亲会见了新军决死一、三纵队队长薄一波和戎子和，他们安排我父亲转到屯留县十八集团军总部。父亲会见了中共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父亲向俩位中共最高级别的首长说明来意和拍摄抗日军民的纪录片，获得朱总司令、左参谋长热恳接待和关注。左参谋长特意向我父亲介绍了华北战况形势，并对父亲说：“下去生活一段时间。”并签颁了许多指示，父亲还就片名与左参谋长商付，最后还是左权决定定名为《华北是我们的》。

父亲随即由部队指派干部陪同，开始在华北抗战各前线投身到体验生活和拍摄中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不仅拍摄了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素材，还同时拍摄了抗日前线大量的珍贵镜头，并拍摄了《平型关大捷》纪录片。在父亲拍摄工作完成后，他又来到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向朱总司令和左参谋长辞行。在临行前，左权又让他给朱德拍了一些照片，并嘱他带到重庆中共八路军办事处，放大后带回前方总部，并嘱我父亲转告周恩来。

1939年春，父亲带着已拍完成的全部素材，回到成都西北电影制片厂后期制作。大型抗战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完成后印制拷贝，当年春夏间在四川、贵阳、昆明等省市上映，而在西北地区国民党当局禁止该片上映。父亲随拍纪录电影同时拍了大量珍贵军民抗战的照片，在香港丁聪主编的《大地画报》专门甪了父亲的照片发行数千册营销东南亚。同年，父亲在成都又印放了14寸照片100幅，并在成都中苏友协展出，可是第三天遭国民党当局倒毁查闭。

同（1939）年，父亲由成都赶赴重庆，把左权参谋长嘱托拍摄的朱总司令的底片，送交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他想亲自交给周恩来，并打算向周恩来汇报自已拍摄《华北是我们的》情况，可惜当日周恩来外出办事不在，父亲只好将全部底片交给了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代转周恩来。

没两天，大型抗战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上映，周恩来知道后专门前往观看了这部影片，还在咉后安排时间接见了我父亲。父亲每每提及此事都感念万分。据父亲说，他当时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地点，来到曾家岩八军路办事处，在会客室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先生。周恩来衣着简朴，神态和蔼可亲。周恩来热诚地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并示意他坐下。周恩来对他说：“你给朱德同志拍的照相，我们己放大带去前方总部了。”随后，周恩来向我父亲询问了他拍摄《华北是我们的》前后的详细经过。我父亲对周恩来说：“我到了那里就住在总部，主要是依靠总部首长介绍情况和指示。他让我下部队体验，还让我深入群众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还了解、捜集了不少素材编写了一个拍摄梗概，并征求了首长意见和指示，修改后才进入拍摄的。”父亲又对周恩来说：“很惭愧，政治上我的认识还是很幼稚，总觉得没有把这部影片拍得更深刻完整啊！”周恩来听后鼓励他说：“不错嘛！像这样的纪录片，应该向大后方作宣传介绍。很有必要！这对团结抗战有利，对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有利！应该争取多拍一些反映抗战信心的影片。”周恩来再一次鼓励他说：“《华北是我们的》内容反映得还是比较好的嘛！全面反映了晋冀鲁豫人民的新面貌，上映后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节选）

母亲的家族背景及青年父母的经历

父亲再次返回上海任职联华影业公电影摄影师，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与光未然、冼星海、许幸之、秦威等10余人组织了“抗日北上工作团”，正待出发，此刻的父亲与母亲（相恋两年后）终于在这年的8月1日简单的举行了婚礼。

我母亲姚宗茜，1917年出生在一个职员的家庭，祖籍江苏省吴县。外祖父姚伯渊是湘鄂铁路局湖南长沙车务处的职员，外祖母张瑾倩生育了我母亲和两个舅舅姚宗炎和姚宗汉。母亲最小，从小宠养有加，母亲天生丽质聪慧，是个闰房淑女却从小有反叛个性。母亲7岁开始上学，在长沙楚怡小学初小毕业后，就随调任湖北武昌徐家棚铁路总局的外祖父到了武昌。母亲便在徐家栅铁路正轨小学念书。1930年母亲高小毕业。又因外祖父调回长沙，1932年母亲考入周南女子中学。在长沙进入中学后的母亲外柔内刚个性更趋张显。一次她私下携同窗俩位女生逃学私奔于社会游历，在当时的长沙成为头条新闻报介于社会轰动全城。1934年外祖父回江苏原籍调到京沪京杭铁路总局任职，带着我母亲一家五口一起迀到上海居住。母亲考入上海乐华女中，唯初中未毕业便于193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母亲虽然从小不太安于现状，总想到外面闯闯、看看世界，但是母亲却烧得一手好饭菜、写得一手好字并有极好的数理天份。

1935年18岁花季的母亲通过外祖父的乡亲朱孤雁（上海明星影业公司演员）的关系，认识了明星演员梅熹（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和北影片厂演员剧团从业数十年直到去世），由梅熹介绍认识了在明星公司做摄影师的父亲，两年后他们在上海结婚。

大舅姚宗炎，抗战以前在日本留学，攻修航空飞行。1936年回国，1937年在南京投考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1938年在成都国民党空军日本战俘收容所任营管校官。1944年调往成都空军参谋学校。1945年离开成都先后调任山西、陕西、南京国民军空军基地任职。1948年冬去台湾，数十年后全家老小移居美国休斯顿直至去世。

二舅姚宗汉，抗战以前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相貌英俊、天资聪敏。1937年在汉口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美工师时已很出名，1938年随片厂迀移到重庆。1945年时已是著名舞美设计师，但因情殇在重庆演出期间回家自杀。这在当时全国的文化娱乐圈成为轰动一时的憾事。

父母亲匆匆结婚后，即投身于上海电影演艺界的“抗日北上工作团”。抗日战争的战火在祖国的大好山河燃烧，不仅唤醒了民众的保家护国的民族良心，也催唤了孤岛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的奋起。父母亲随着战火硝烟，与大家一起实时发动抢救难民的工作，纷纷忙于奔走于城市里改为难民收容所的各大戏院和饭庄，并被分配在这些难民收容所服务。

1937年9月底，难民开始陆续遣散还乡，工作团的成员也逐渐开始分散。父母亲又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奔向战地演出，鼓动热血奋战抗敌。

1937年近年尾，父母亲到汉口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父亲勇于奔向抗日火线前沿，担任战地摄影队第二队队长。父亲参加了东部战场江湾大战的拍摄工作，后随军撤退返回汉口厂址。稍事准备又从汉口出发到华北、西北各战区拍摄纪录片。父亲冒着抢林弹雨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的拍摄工作。父亲拍摄的大量珍贵军民（不分国共两军一支统一抗日的民族铁血壮士军）抗战影片资料剪接成《抗战特辑》（1-6集），随武汉撤退，这几部片子先后在汉口、重庆完成制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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