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樣走過來的(一)

简体

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樣走過來的──謹以至誠之心向香港教育工作者致敬

百年香港教育_F1_副本

(早期的香港教育

早期學校,由政府或傳教士所辦

香港開埠以,來在不同地域及聚落都已有不同形式的學校,當中最先要提及的是香港島,因英國人自1841年在今之西營盤的水坑口登陸,隨即在附近建立起營地(西營盤之名由此而來),以及在今之中環及西環尾的地方,分別建立起兩個城──維多利亞城及堅尼地城。

其後,殖民地當局擴展至下環(今之灣仔),然後過鵝頸橋(今之堅拿道),在東角(崇光及百德新街附近築起「渣甸倉」,然後逐步擴展至銅鑼灣(今之天后附近)、北角,並在七姊妹以東建立起太古船塢,這是港島北岸,至南岸的薄扶林(其實在西面)、香港仔及赤柱、石澳、柴灣一帶,則是另一番景象。

大致而言,香港早期的學校,不是殖民政府所辦理,就是外來教會、主要是英國及歐陸所辦者,一般是英語教學的。

前者如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的前身)、英皇書院、金文泰中學和庇理羅士女校等,後者則是由不同教會所辦理,有來自英國聖公會,如聖士提反男校及女校(西半山柏道),來自意大利、德國,甚至挪威等不同宗教派別的教會,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例如華仁書院、慈幼中學、聖類斯、聖保羅書院、聖保羅男女校、聖保祿書院等,她們大都擁有龐大的校園範圍,而且都是百年名校。不過,當中有些辦得很出色,但其初始則是以教育貧苦子弟為主,如筲箕灣的慈幼中學即屬一例。

鄉村學校由宗族辦理學校較為傳統

至於原在漁村或農村的,則有俗稱「卜卜齋」的舊式私塾或公學,這在1898年,英國藉迫令滿清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而強行取得美其名為「租地」的新安縣(今寶安縣)南面──深圳河以南的新界為然【注:英國在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後,已在1865年迫清庭簽約將九龍半島(即今之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土地)割讓予英國】。

我們在新界不少圍村,看到一些私塾或在祠堂中設立的同村或同姓的教育子弟的學校,大抵這些村落的學校,初期主要是教導《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年級較高的則是尺牘及四書五經的部份內容。

孫中山中、高等教育主要是在香港

我們由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學的經過,可以窺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香港主流教育的情形。

中山先生1866年(同治五年)出生,14歲前往檀香山(夏威夷),至17歲來港。先入拔萃書院(在般咸道),繼而轉至中央書院(荷里活道、歌賦街口)。當中央書院新校址(荷里活道、鴨巴甸街交界處的警察宿舍現址)奠基禮行時.,中山先生以高年級學生身份參與典禮。此校舍後來命為「維多利亞書院」。但維多利亞書院建成時,中山先生已經畢業離校(此維多利亞書院即後來的皇仁書院)。在數十年後,日本佔領香港時,徵用該校為日軍營舍,直至戰後歸還,但皇仁後來獲政府批出今銅鑼灣天后附近的現址。

中山先生中學畢業後,曾往廣州入讀一醫學院直至聽聞香港創設了一間新的醫學院時(即校址在荷里活道的雅麗氏西醫書院),才由廣州到港轉讀西醫書院直至畢業。

中山先生在港所讀學校,都是著名的英殖民當局所辦的學校;其教育是英式教育,而且可以說是為培育殖民地政府中高層人員,以及能在國際商貿上發揮所長的買辦。

我們看香港的幾個大家族,在互相膠結的深厚人脉關係,無論是在官場、華人代表、洋行買辦等,無不出身於這幾家官辦「重點」學校,如何東幾兄弟、羅文錦、馮秉芬家族等。反而各大教會則分佈在香港島及九龍區,其建校時均屬較近城市邊緣(當然後來均成為城市中心之一),如港九華仁、喇沙書院、聖瑪利女書院及瑪利諾書院,唯一最貼近傳統城市區的則是半山聖心書院及西半山的聖保羅男女和聖士提反女校。

中山先生在香港就讀期間,其老師不少是歐籍人士(如最著名的、當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時協助他逃出生天的康德黎教授),此外又如創立西醫書院、中山先生的老師但却後來支持中山先生革命的何啟,本身也是香港的士紳及華人代表。但另一方面,中山先生研讀西醫、西學之時,却也同時追隨區鳳墀老師學習中文,故中山先生的國學根基及對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認識頗為深入的。

晚清鴻儒南來發揚國粹

講到香港的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得力於一批原滿清的太吏及翰林鴻儒,他們是廣東籍的前清登科功名人士,如賴際熙(晚清國史館總纂)、翰林前輩陳伯陶(光緒十八年探花)及吳道鎔(光緒六年庚辰科第)等,於1920年開始在港設立「學海書樓」弘揚中國文化。

至於一般華人所讀新學制的中、小學,即除政府及教會所辦的,私立學校,隨著香港人口的增加及對學校的需求,因而也逐漸多起來,如區綠洲所辦的徵遠中學(在般咸道近衛城道)及陳仿林所辦的仿林中學(校址分設在西摩道和羅便臣道妙高台),即屬這一類。她們的學制及所設科目,基本上與國內,即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定學制相同,大部份的教科書也採自中國內地的(不過,最早時所用的教學書,也還是線裝書),其幾何課本,不是現時的〝角A0B〞,而是〝角甲0乙〞,後來才改為書紙平背的裝釘。

(四九年國內巨變對香港教育形成一大變局

國內政治急劇變化,香港人口急劇増加

大抵香港教育起最大的變化,應是1949至50年之間,與及1970年代。前者因為中國內地發生巨大變化,大量移民,包括前國民政府軍公教人員與及一般平民百姓,大量湧來香港,以香港人口在戰前160萬,日佔時期跌至80萬,戰後不僅恢復至戰前人口,尋且漸增至200萬。但在49年至50年的一兩年間,香港人口因上述原因而一下子由200萬人増至300萬。

當時難民只求有地棲身,免受清算及免於恐懼。當然,不用管什麼社會褔利、基本人權,最重要的是可以留下來,一家八口一張床也好,在遍山遍野搭建木、石屋也好,甚至是在路邊行人道上的騎樓底下拉起布幕也好,大家所希冀的就只是那麼卑微。幸好當時港英政府來自內地的來者不拒,當時在較早的不同時期來港的人,也沒有埋怨新移民分薄了他們的資源──當時也實在沒有什麼資源可言。

最後,香港這三百萬新老移民(嚴格來說香港根本很少原居民),終於安頓下來,而且相安無事。

香港人口増多了,適齡入學的青少年人口也増多了,這些國家社會未來的主人翁,自然是對教育的需求大大地増多。但在這五十年代初期,無論是政府的官立中學與官立小學或是大規模的教會學校均無太大幅度的擴充。

人口大量增加,催生了大批私立學校

面對著人口増多與中小學位的需求増加,這就產生了一批私營的中小學。她們基本上只是租賃一些普通的的民房,因早期壓根兒還未有多層商廈(商業區中當然比比皆是)或是後來新建樓一字高層為住宅,低層之一、二樓為商業用途,故新辦的私立學校,便只設在普通樓房。在所謂「教育司署註冊」的招牌下,每一班多至四、五十人,甚或超過五十,由於收取學生大大超過當局的批額,所以當時盛行「走鬼」的情況。所謂「走鬼」,就是當視學官來查時,老師便叫超額的學生,由另一條樓梯走至一個秘密的收容超額生暫避的地方,甚或著令他們走到街上(那時也無所謂責任,學生權利或保險問題),待避過風頭時才回校。這些情況其實盡人皆知,當局難道一無所知?但現實學位是如是此缺乏,只好「隻眼開、隻眼閉」,只要不讓其見到便當作沒事。

由於當時租金便宜,學生眾多,教師薪金低(50年代計,教師薪金只百餘二百元),但學費却相當貴(50年代後期,高中學費每月約40餘港元),所以那時基本上辦學者、即私校經營者大都有不錯的收益。

半工半讀,夜校其門如市

不過.由於學費不是一般人容易負擔,故一家人中,往往是男的讀書,女的去工廠(當時的工廠往往也是設在普通的三、四層高民房,直至後來興起建立工廠大廈)做工,或是「大佬出去搵食」,「細佬、細妹」則讀書。

至於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沒有機會入學的「大佬」或「姊妹」,則在工餘之暇到夜校讀書,故那時很多夜校都其門如市,著名的有「易通英專」等,還有一些是商科語言學校及打字社之類,都是補香港教育補不足。

飽學之士南來成為教師充足資源

中國內地政治局勢劇變,令香港人口大量増多,因而在教育中也引起不少變化,主要是來港的新移民或「避難者」當中有不少是飽學之士的各級教育工作者,有些曾任各級官員,甚至是縣長、議長或是將領,有些是本身是教師或是學者,他們對不同科目,特別是文學史地,都學有專長。於是他們成為香港的教育上難得、但却是有豐富來源的資優教師。他們授課時,旁徵博引,娓娓道來,因此學生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學習效果亦奇高,試想又怎會如某些高官所言:〝歷史科感到枯燥,考試人數逐年遞減。因此不應設為必修科〞,則香港人對中華文化及對國家的親密感不感到疏離及走入惡性循環才怪。亦因了這些原因,所以那時並無所謂「語常會」,也沒有如後來特別強調的甚麼〝語文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聽、講、寫、讀的能力〞,結果是學生們愈被推到「天馬行空」的學習方法,便愈是連講寫聽讀的能力也每下愈況。

名校南來落戶,倍加強化香港教育

另一方面是一些原在內地──特別是廣州的有名望教會學校,也南遷到港,並獲政府批地建校,她們包括真光女子中學,培道女子中學和嶺南、培正兩間中學。在廣州時,學生之間已經有順口溜:「真光豬、嶺南牛、培正馬騮頭、培道女子溫柔柔」,想不到,這豬、牛、馬騮頭和溫柔柔的女仔,都同時在南國的香江繼續開枝散葉為國家為民族及社會教育人材。

此外,也有一些與國民政府關係比較密切的人士來港,繼續興辦教育,他們的要旨,均在為國育才,而且在他們的觀念是中共佔領大陸,只是一個時期,因而他們要在香港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

這類學校,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經頗為鼎盛,其中如有「南天王」之稱的陳濟棠家族所辦理的德明中學(德明是孫中山先生的字),在旺角洗衣街;江茂森家族(陳濟棠的總管)辦理的大同中學,在旺角亞皆老街及九龍塘;陳維周家族(陳氏為陳濟棠之兄,官拜兩廣鹽運使),辦理的香江中學,由其子陳樹渠主理,在深水埗大埔道;及由黃埔軍校將領黃直生主理的導群中學等,她們都是辦理高中、初中、小學甚至幼稚園一條龍的教育。早期教師不少是由內地南來,學術根源深厚,每校人數達二、三千不等,而且會考成績不俗,培育的人材也非常鼎盛,其中尤以德明中學為然。

無論「左」或「右」,政府都不予資助

由於他們感情上都與遷至台灣的國民政府相連,其學校也與在台灣教育部掛鈎,因而都掛青天白日「國旗」。所以,香港教育當局對其除以「私校」的眼光來管理之外,日後即使政府推行資助計劃(按位津貼)或是逐漸對辦學團體進行資助計劃時,也沒有把她們納入資助範圍,逐使她們延至上世紀,至七、八十年代,便基於不同原因而分別走下坡,甚至停辦(德明中學擁有者出售洗衣街校舍給新鴻基地產後,遷至山東街普通根樓房校舍,形象大為低落,。大同九龍塘正校校舍用地被政府收回,改為城市大學;導群中學(在何文田梭椏道、棗利亞道及艷馬道三角形偌大地盤)改建為幾座住宅大廈;此外在深水埗基隆街的嶺東書院,也因其個別原因而停辦。

不受政府理啋的還有另一類學校,她們由左派人士所辦理,包括在渣華道的褔建中學,跑馬地及掃桿甫之間的培橋中學、深水埗九龍仔的香島中學等,還有如漢華中學、中業中學及何文田的勞工子弟學校等,她們也是「愛國」學校,不過與上述「愛國民政府」的學校恰恰相反,是擁護北京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待續)

編撰者高家裕教授簡介:高家裕教授為香港教師會現任副會長和名譽顧問,並兩度於1984-86及2004-2006年擔任會長職。其本人為資深新聞工作者和資深教育工作者,先後擔任報章記者、編輯及電視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編輯主任、節目監製,並為港英政府布政司署公務員訓練署製作大型《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映視特輯,供十八萬公務員認識中國之用。高教授曾任多間中學校長,亦先後在珠海學院、佛教能仁書院等擔任教授,前後達30年。現為中知書院校監兼校長、高行网www.gaogo.com執行董事兼主筆。社會服務方面:高教授現為中國知識學會會長、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華香港國際筆會會長、香港校董學會主席。香港回歸前,曾獲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資料來源:《香港教師會出版”香港教育八十年”紀念特刋》

.

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樣走過來的(二)

備註:點擊這裏可以繼續瀏覽作者高家裕教授在本網站内的其他作品

.

This entry was posted in 杂文.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