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样走过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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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样走过来的──谨以至诚之心向香港教育工作者致敬

百年香港教育_F1_副本

(一) 早期的香港教育

早期学校,由政府或传教士所办

香港开埠以,来在不同地域及聚落都已有不同形式的学校,当中最先要提及的是香港岛,因英国人自1841年在今之西营盘的水坑口登陆,随即在附近建立起营地(西营盘之名由此而来),以及在今之中环及西环尾的地方,分别建立起两个城──维多利亚城及坚尼地城。

其后,殖民地当局扩展至下环(今之湾仔),然后过鹅颈桥(今之坚拿道),在东角(崇光及百德新街附近筑起「渣甸仓」,然后逐步扩展至铜锣湾(今之天后附近)、北角,并在七姊妹以东建立起太古船坞,这是港岛北岸,至南岸的薄扶林(其实在西面)、香港仔及赤柱、石澳、柴湾一带,则是另一番景象。

大致而言,香港早期的学校,不是殖民政府所办理,就是外来教会、主要是英国及欧陆所办者,一般是英语教学的。

前者如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的前身)、英皇书院、金文泰中学和庇理罗士女校等,后者则是由不同教会所办理,有来自英国圣公会,如圣士提反男校及女校(西半山柏道),来自意大利、德国,甚至挪威等不同宗教派别的教会,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例如华仁书院、慈幼中学、圣类斯、圣保罗书院、圣保罗男女校、圣保禄书院等,她们大都拥有庞大的校园范围,而且都是百年名校。不过,当中有些办得很出色,但其初始则是以教育贫苦子弟为主,如筲箕湾的慈幼中学即属一例。

乡村学校由宗族办理学校较为传统

至于原在渔村或农村的,则有俗称「卜卜斋」的旧式私塾或公学,这在1898年,英国藉迫令满清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而强行取得美其名为「租地」的新安县(今宝安县)南面──深圳河以南的新界为然【注:英国在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后,已在1865年迫清庭签约将九龙半岛(即今之九龙界限街以南的土地)割让予英国】。

我们在新界不少围村,看到一些私塾或在祠堂中设立的同村或同姓的教育子弟的学校,大抵这些村落的学校,初期主要是教导《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年级较高的则是尺牍及四书五经的部份内容。

孙中山中、高等教育主要是在香港

我们由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学的经过,可以窥见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香港主流教育的情形。

中山先生1866年(同治五年)出生,14岁前往檀香山(夏威夷),至17岁来港。先入拔萃书院(在般咸道),继而转至中央书院(荷里活道、歌赋街口)。当中央书院新校址(荷里活道、鸭巴甸街交界处的警察宿舍现址)奠基礼行时.,中山先生以高年级学生身份参与典礼。此校舍后来命为「维多利亚书院」。但维多利亚书院建成时,中山先生已经毕业离校(此维多利亚书院即后来的皇仁书院)。在数十年后,日本佔领香港时,徵用该校为日军营舍,直至战后归还,但皇仁后来获政府批出今铜锣湾天后附近的现址。

中山先生中学毕业后,曾往广州入读一医学院直至听闻香港创设了一间新的医学院时(即校址在荷里活道的雅丽氏西医书院),才由广州到港转读西医书院直至毕业。

中山先生在港所读学校,都是着名的英殖民当局所办的学校;其教育是英式教育,而且可以说是为培育殖民地政府中高层人员,以及能在国际商贸上发挥所长的买办。

我们看香港的几个大家族,在互相胶结的深厚人脉关係,无论是在官场、华人代表、洋行买办等,无不出身于这几家官办「重点」学校,如何东几兄弟、罗文锦、冯秉芬家族等。反而各大教会则分佈在香港岛及九龙区,其建校时均属较近城市边缘(当然后来均成为城市中心之一),如港九华仁、喇沙书院、圣玛利女书院及玛利诺书院,唯一最贴近传统城市区的则是半山圣心书院及西半山的圣保罗男女和圣士提反女校。

中山先生在香港就读期间,其老师不少是欧籍人士(如最着名的、当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时协助他逃出生天的康德黎教授),此外又如创立西医书院、中山先生的老师但却后来支持中山先生革命的何启,本身也是香港的士绅及华人代表。但另一方面,中山先生研读西医、西学之时,却也同时追随区凤墀老师学习中文,故中山先生的国学根基及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认识颇为深入的。

晚清鸿儒南来发扬国粹

讲到香港的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得力于一批原满清的太吏及翰林鸿儒,他们是广东籍的前清登科功名人士,如赖际熙(晚清国史馆总纂)、翰林前辈陈伯陶(光绪十八年探花)及吴道鎔(光绪六年庚辰科第)等,于1920年开始在港设立「学海书楼」弘扬中国文化。

至于一般华人所读新学制的中、小学,即除政府及教会所办的,私立学校,随着香港人口的增加及对学校的需求,因而也逐渐多起来,如区绿洲所办的徵远中学(在般咸道近卫城道)及陈彷林所办的彷林中学(校址分设在西摩道和罗便臣道妙高台),即属这一类。她们的学制及所设科目,基本上与国内,即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定学制相同,大部份的教科书也採自中国内地的(不过,最早时所用的教学书,也还是线装书),其几何课本,不是现时的〝角A0B〞,而是〝角甲0乙〞,后来才改为书纸平背的装钉。

(二) 四九年国内巨变对香港教育形成一大变局

国内政治急剧变化,香港人口急剧増加

大抵香港教育起最大的变化,应是1949至50年之间,与及1970年代。前者因为中国内地发生巨大变化,大量移民,包括前国民政府军公教人员与及一般平民百姓,大量涌来香港,以香港人口在战前160万,日佔时期跌至80万,战后不仅恢复至战前人口,寻且渐增至200万。但在49年至50年的一两年间,香港人口因上述原因而一下子由200万人増至300万。

当时难民只求有地栖身,免受清算及免于恐惧。当然,不用管什麽社会褔利、基本人权,最重要的是可以留下来,一家八口一张床也好,在遍山遍野搭建木、石屋也好,甚至是在路边行人道上的骑楼底下拉起布幕也好,大家所希冀的就只是那麽卑微。幸好当时港英政府来自内地的来者不拒,当时在较早的不同时期来港的人,也没有埋怨新移民分薄了他们的资源──当时也实在没有什麽资源可言。

最后,香港这三百万新老移民(严格来说香港根本很少原居民),终于安顿下来,而且相安无事。

香港人口増多了,适龄入学的青少年人口也増多了,这些国家社会未来的主人翁,自然是对教育的需求大大地増多。但在这五十年代初期,无论是政府的官立中学与官立小学或是大规模的教会学校均无太大幅度的扩充。

人口大量增加,催生了大批私立学校

面对着人口増多与中小学位的需求増加,这就产生了一批私营的中小学。她们基本上只是租赁一些普通的的民房,因早期压根儿还未有多层商厦(商业区中当然比比皆是)或是后来新建楼一字高层为住宅,低层之一、二楼为商业用途,故新办的私立学校,便只设在普通楼房。在所谓「教育司署注册」的招牌下,每一班多至四、五十人,甚或超过五十,由于收取学生大大超过当局的批额,所以当时盛行「走鬼」的情况。所谓「走鬼」,就是当视学官来查时,老师便叫超额的学生,由另一条楼梯走至一个秘密的收容超额生暂避的地方,甚或着令他们走到街上(那时也无所谓责任,学生权利或保险问题),待避过风头时才回校。这些情况其实尽人皆知,当局难道一无所知?但现实学位是如是此缺乏,只好「隻眼开、隻眼闭」,只要不让其见到便当作没事。

由于当时租金便宜,学生众多,教师薪金低(50年代计,教师薪金只百馀二百元),但学费却相当贵(50年代后期,高中学费每月约40馀港元),所以那时基本上办学者、即私校经营者大都有不错的收益。

半工半读,夜校其门如市

不过.由于学费不是一般人容易负担,故一家人中,往往是男的读书,女的去工厂(当时的工厂往往也是设在普通的三、四层高民房,直至后来兴起建立工厂大厦)做工,或是「大佬出去搵食」,「细佬、细妹」则读书。

至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没有机会入学的「大佬」或「姊妹」,则在工馀之暇到夜校读书,故那时很多夜校都其门如市,着名的有「易通英专」等,还有一些是商科语言学校及打字社之类,都是补香港教育补不足。

饱学之士南来成为教师充足资源

中国内地政治局势剧变,令香港人口大量増多,因而在教育中也引起不少变化,主要是来港的新移民或「避难者」当中有不少是饱学之士的各级教育工作者,有些曾任各级官员,甚至是县长、议长或是将领,有些是本身是教师或是学者,他们对不同科目,特别是文学史地,都学有专长。于是他们成为香港的教育上难得、但却是有丰富来源的资优教师。他们授课时,旁徵博引,娓娓道来,因此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学习效果亦奇高,试想又怎会如某些高官所言:〝历史科感到枯燥,考试人数逐年递减。因此不应设为必修科〞,则香港人对中华文化及对国家的亲密感不感到疏离及走入恶性循环才怪。亦因了这些原因,所以那时并无所谓「语常会」,也没有如后来特别强调的甚麽〝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听、讲、写、读的能力〞,结果是学生们愈被推到「天马行空」的学习方法,便愈是连讲写听读的能力也每下愈况。

名校南来落户,倍加强化香港教育

另一方面是一些原在内地──特别是广州的有名望教会学校,也南迁到港,并获政府批地建校,她们包括真光女子中学,培道女子中学和岭南、培正两间中学。在广州时,学生之间已经有顺口熘:「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培道女子温柔柔」,想不到,这猪、牛、马骝头和温柔柔的女仔,都同时在南国的香江继续开枝散叶为国家为民族及社会教育人材。

此外,也有一些与国民政府关係比较密切的人士来港,继续兴办教育,他们的要旨,均在为国育才,而且在他们的观念是中共佔领大陆,只是一个时期,因而他们要在香港负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这类学校,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经颇为鼎盛,其中如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家族所办理的德明中学(德明是孙中山先生的字),在旺角洗衣街;江茂森家族(陈济棠的总管)办理的大同中学,在旺角亚皆老街及九龙塘;陈维周家族(陈氏为陈济棠之兄,官拜两广盐运使),办理的香江中学,由其子陈树渠主理,在深水埗大埔道;及由黄埔军校将领黄直生主理的导群中学等,她们都是办理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稚园一条龙的教育。早期教师不少是由内地南来,学术根源深厚,每校人数达二、三千不等,而且会考成绩不俗,培育的人材也非常鼎盛,其中尤以德明中学为然。

无论「左」或「右」,政府都不予资助

由于他们感情上都与迁至台湾的国民政府相连,其学校也与在台湾教育部挂鈎,因而都挂青天白日「国旗」。所以,香港教育当局对其除以「私校」的眼光来管理之外,日后即使政府推行资助计划(按位津贴)或是逐渐对办学团体进行资助计划时,也没有把她们纳入资助范围,逐使她们延至上世纪,至七、八十年代,便基于不同原因而分别走下坡,甚至停办(德明中学拥有者出售洗衣街校舍给新鸿基地产后,迁至山东街普通根楼房校舍,形象大为低落,。大同九龙塘正校校舍用地被政府收回,改为城市大学;导群中学(在何文田梭桠道、枣利亚道及艳马道三角形偌大地盘)改建为几座住宅大厦;此外在深水埗基隆街的岭东书院,也因其个别原因而停办。

不受政府理啋的还有另一类学校,她们由左派人士所办理,包括在渣华道的褔建中学,跑马地及扫杆甫之间的培桥中学、深水埗九龙仔的香岛中学等,还有如汉华中学、中业中学及何文田的劳工子弟学校等,她们也是「爱国」学校,不过与上述「爱国民政府」的学校恰恰相反,是拥护北京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待续)

编撰者高家裕教授简介:高家裕教授为香港教师会现任副会长和名誉顾问,并两度于1984-86及2004-2006年担任会长职。其本人为资深新闻工作者和资深教育工作者,先后担任报章记者、编辑及电视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编辑主任、节目监製,并为港英政府布政司署公务员训练署製作大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映视特辑,供十八万公务员认识中国之用。高教授曾任多间中学校长,亦先后在珠海学院、佛教能仁书院等担任教授,前后达30年。现为中知书院校监兼校长、高行网www.gaogo.com执行董事兼主笔。社会服务方面:高教授现为中国知识学会会长、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香港国际笔会会长、香港校董学会主席。香港回归前,曾获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委员。

资料来源:《香港教师会出版”香港教育八十年”纪念特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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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样走过来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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