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样走过来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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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样走过来的──谨以至诚之心向香港教育工作者致敬

百年香港教育_F1_副本

(三) 左中右、大小及善团学校,各领香港教育一席位

左派学校曾受港英打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 年成立以后,英国虽然是最早承认中共的,但由于当时英美等西方集团在全球对以苏联为首的共党集团进行围堵,加上中共出兵朝鲜,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部队作战,因而联合国通过并宣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禁运」制裁。职是之故,港英殖民政府对这些「爱北京」的学校也进行打压,不但从没有受到资助,而且其毕业生也难以进入如教育学院及公务员体制的领域,而且在1967年,当大陆文化大革命之风传至香港、与当时香港的工潮结合而产生的暴动(左派暴动)时,这些「爱国学校」的不少师生,都因热心参与「反英抗暴运动」,因而更被港英视为需要认真对付的一群。在这时期,甚至有一些师生被投入监牢。

不过,由于他们代表了香港「爱国教育」的一方面建树,因此甚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如资格老及受内地敬重的吴康民、新进的香岛校长杨耀忠等,都被延揽为全国人大代表,此外,更有不少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或一些省市的政协委员。

这批原被打压的左派学校,其日后发展与上述亲台学校相反,他们虽然只是香港教育的一个被「划地为牢」的小圈子,但他们拥有强烈的观念,受到众多左派工商机构及红色资本家支持,故一直支撑下去,没有受到日后政府资助教育、令私立学校萎缩所影响,直至捱到「改朝换代」,香港回归时,「左派学校」一跃而成为「爱国学校」,在政府资源的运用上,更受到当局的特别照顾(包括增建分校及成为首批「直资学校」等)。

众多不同团体办有多样化的大小学校

香港中小学教育,除上述的官办学校、早期教会办理的大规模补助学校、南来的教会学校、亲台的中小学及左派的「爱国人士」所办的中小学外,还有一大批大大小小的主要是私立的中小学,例如在鑽石山的永康中学、香港仔的务实中学等,还要加上设在调景岭专为原为国民政府政军人员南来香港的难民所设的如调景岭中学,鸣远中学(天主教)及慕德中学(基督教)等。此外,还包括不少私人办理的学校,甚至包括众多的当香港推行公屋建设计划至第二期建造七层高徙置大厦时,在天台划出地方所设立的「天台学校」等。

此外,也有一些由善团或热心人士所办理的慈善团体如东华三院、保良局、仁济医院、乐善堂、仁爱堂,以及一些教会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他们各适其式,在政府还未有大规模推行资助教育时,为香港提供多元文化的教育机会。

协助清寒者继续学业,热心人士兴办义校

也有一些热心人士,捐资科欵开办义学,为清贫有志者提供义务教育,例如在界限街喇沙小学对面的建中义务中学(其后因经济问题多度迁校至深水埗及九龙城等不同学校所拨出的课室上课)。该校由高家裕、王锦强、余健康、余一咏(上述四人均毕业自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加上吴国富先生(九龙仁伯英文书院校长,曾长期担任陈氏教育机构总校长)所创办,其后因其义教及不收学费之因素,吸引了不少在职或退休教师来校义教,也包括当时正在中文大学等就读的,包括后来均很有成就的如郑海泉(汇丰亚太区主席)、罗祥国(经济学家、全国政协、航空事务专家)、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陈华添(政府民政署官员)及不少义务教师及行政人员(如梁上刚、张富国及李国华等)。另外,张枱生校监也大力予以支持(亦为政治大学校友)。虽然该校维持只有五年左右,但培育了不少人才,不少本来无能力升学的,因此而能够完成中学课程,甚至升读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而热心社会服务的年青教师,更多成大器,成为社会上的出类拔人物。

建中义务中学的后半期,由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社会服务团」接棒,继续努力。其主要人物为甘伟培扶贫专家(曾任「怡富」的日本投资市场主管)。

(四 ) 私立英中的「恐龙时代」

英语作教学媒介渐呈一支独秀

当时香港学校所使用的教学媒介,由政府所办及由教会所办的大规模补助学校,大都以英语为教学语言(金文泰和何文田官中例外)。而各侨校(在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的),左派「学校」以及教会、慈善团体及私人所办理的则多为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培正中学是中文中学,但数理等科用英文课本,英文科则考「课程乙」,故其数理科目与世界接轨不成问题,着名数学家丘城桐亦为培正校友)。

不过,其后鑑于社会的需求,以及家长、学生们的心理,逐渐形成英文部扩展,中文部萎缩,甚至不少新开办的学校(特别是中学)都全部只开设英文授课的课程。

起初,不少学校,为因应社会的需求(也可说是为能继续生存),在校中开设部份英文班。但至后来,英文班愈来愈受欢迎,中文部报读者愈来愈少,最后不少学校都结束了中文部、独开英文部。

私校全盛时期出现两大巨无霸

私立英文中学,由1960年代起,愈来愈蓬勃,当时主要有两大集团,包括由王泽森所创办的「新法书院」和张裴松所创办的「威灵顿书院」,两大集团均设有多所分校,每校均有上、下午部,人数动辄一、两千,甚至超过两千以上,如是计算,则每校学生,各有超过一万人。

由于当时会考要中文或英文及格,及格的五科当中,必须包括文科或理科其中一科,而香港主要报章,在会考放榜时都会将所有及格者连同成绩(及格或优异良好)刊登出来,那些大校集团均显露出其人多势众,成绩了得。这麽一来,也助长了其声威,使其学生人数进入了「强者愈强」的「良性循环」。

「萃华」、「利玛窦」及「地利亚」均曾领过一时风骚

其实,由于当时由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育甚少,绝大多数均需进入私立学校、私立英文中学不忧「客源」,于是这两大集团便大量招揽Form One学生,利用中一至中三的大量班级养起学校,至中三升中四时,便来个「大开杀界」,只有成绩较优者才能升读中四、中五。这种「金字塔」模式,既有利于取得丰厚来源的资源,更有利于会考成绩公佈时所显现的该校成绩的及格率,进一步作为其招生的吸引。

亦正因为这一原因,当时,让不少只能在初中各级收到一两班,可在高中却能收到四、五班的「倒金字塔」型的学校。

同时,在私立学校的行政人员或创校者,绝大多数均是出身自这两大集团,不是「新法」就是「威灵顿」(因而有谑称为「新记」、「威记」者),如格致书院的郑亚清、文法英文书院的郑或、陈氏教育机构的吴国富和高家裕,以及萃华的郑明韬等,(铜锣湾「文法书院」校址后来由张永贤家族人士办理「文理书院」)。特别是萃华英文书院曾在不同地区开设多间分校,每校规模虽然不很大,但胜在分校多,故最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达一万多人,只是因郑明韬校长英年早逝,「萃华王国」亦随之走下坡,甚至最后结束。

空有大规模校舍而宣告「卖枱」

当时,在过程当中,也有些学校虽然具有颇大规模的校舍,可办理作风保守,既不能在成绩、招生招式或学生活动上有特别表现,于是在此消彼长之下,不得不「卖枱收山」,譬如雄崌又一邨,面临花墟球场的博雅书院即属一例。她是在1972年「香江中学」卖出其大埔道校舍予地产发展商时,将又一邨偌大校舍转让予「香江中学」的(易名为「香江.博雅」)至陈树渠先生去世时再度易名为「陈树渠纪念中学」。

在这个中学(特别是英文中学)兴兴衰衰的过程中,也兴起了另外两个大规模集团,一个是「利玛窦」集团,另一个「地利亚修女纪念书院」集团,她们分别兴起于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前者在「香江中学」首度迁离大埔道校舍时,租入该址为「分校」,并办理「大专部」,后者则设校址于尖沙咀亚士厘道,并将校址铺面装设成有如教堂一般形式,因而吸引了大量倾慕「天主教办学」的家长,使其盛势一时无两,分校愈开愈多,其后更进驻如美孚新邨及大古城等大型屋苑的预设校舍。直至七十年代港英政府改变教育政策,推行资助中小学教育为止。

香港政府资助中小学教育,始自20世纪70年代,当时鸿图伟略的麦理浩总督,乘香港经济蓬勃发展之际,推行十年建屋计划,大量兴建公屋之馀,开始推行资助中小学教育的计划。

(待续)

资料来源:《香港教师会出版”香港教育八十年”纪念特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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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样走过来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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