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偏远寂静的小村庄，假如天气晴好，你可以沿着一条辙痕凌乱的土路，从城里用半天时间走进那片坡下的村落。夏天，玉米高粱长得比人高，坡下的村庄就掩在大片的庄稼地和茂密的柳树丛里。宽宽窄窄的小路在庄家地里蜿蜒着，似乎没有尽头。可是，正当你因为
疲累感到厌倦时，村庄豁然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了。你的视觉屏幕好像一下子换了一个频道，鸡鸣狗叫牛哞声，牛粪马粪炊烟味儿，凌乱的巷道和灰矮的土墙真切地袒露在你的面前。
村子不大有三十多户，一口青苔斑驳的老井在村中央，辘轳上湿滑的井绳半吊着个柳编的水斗，鹅鸭们就在井边的水泡内外嬉戏。干狗儿们见到生人照例要群情激奋地吠上一阵，随着生人的远去，吠声就变得懒散而零落，直到最后几声意犹未尽的吠叫，便不得不悻悻而颓丧地结束了他们的喧哗，哼哼唧唧地回到房檐下，蜷缩起来。村庄于是又归入岑寂，走入村庄的生人像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泛起几圈涟漪，便看不见了。
我就是这样一粒石子，是从这个村庄嫁出去的母亲在我有了弟弟之后常常把我抛回娘家的一个累赘。这倒中了我得意，那里有悠悠的河流，有青青的树林，有一群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们，也有比我大四岁的小舅舅的很多小人书。
可我总对姥爷心存畏惧，他很严厉，一脸麻斑的姥姥在他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他那白皙的脸上，鹰鼻隼目，黑黑的唇髭，一身洗的干净的布衣裤，看起来和那些衣衫褴褛而又有些蓬头垢面的庄稼人不同——他也的确和那些庄稼人不一样。他读书出身，开过商号，教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字。解放后他什么也不干了，他也许觉得他的身份不适合与农民一样出苦力。但他不是不懂农活，你看他蒔弄自己家的小菜园，黄瓜，西红柿，菇娘，小白菜，水灵灵，绿油油，很有精气神儿，常常诱惑我钻进去吃个痛快。姥姥就隔着窗户喊；“小心别碰折了秧”。
姥爷虽不事生产，却也发挥着他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乡政府的干部常常到他家请他帮忙写公文或算账。乡政府干部来到村里，径直来到
姥姥家，姥姥放上炕桌，沏上茶水，孩子们便都销声匿迹，不敢进屋了。。姥爷有了这样的贡献，到了年终，乡政府便派人送来粮食或烧柴。姥爷感到十分荣耀，便神气起来。除此之外，姥爷还常常帮人读信写信。求写信的多半是妇女，她们怯生生地？进屋里，谦恭地侧身坐在炕沿上，陈述她要写的内容。姥爷面前摆着炕桌，一边倾听她们或悲戚，或思念，或埋怨，或是一些茫无头绪的陈述。听完后，便运思濡墨。这时，姥姥也早已在烟笸箩里装上一袋烟，就这火盆里的炭火点着了，一边吸一边用大拇指按实冒着烟的烟丝，递给那位妇女，无话找话地唠些家常。烟圈吐尽，信也写好了，姥爷给他念一遍，装载写好的信封里，女人小心地把它放在衣袋里，千恩万谢地跨出门去。
然而，人们求姥爷最多的事，还是写“拘魂马”。谁家的孩子感冒发烧了，人们不知道看医生，还以为是吓丢了魂儿，便求姥爷写“拘魂马儿”。姥爷这时便担当起治病驱邪的角色。在一张黄纸上，开头写上某某家的孩子被某个鬼神带走了魂儿，请求放还，后面画上一个符，再写上“太上老君急急如敕令”，拿回去放在盛着凉水的碗上烧成灰烬，搅拌后让孩子喝下，待孩子睡后，大人拿着饭勺在门楣上叩几下，口中念着；“铁蛋啊，跟妈回家”，旁边有人替孩子回答；“回来了”，整个医疗过程全部结束。头痛脑热，孩子们也不会就此夭折，。孩子们挺过来了，妈妈们就拿着鸡蛋等简单礼品来登门拜谢，说，“先生的“拘魂马”就是灵，孩子喝下去，过一宿竟好了。姥姥接了礼品，姥爷领了赞誉，陪了几声笑，就仍透过他的眼镜读他的线装书，时时圈点一下有滋有味。
姥姥家住的是九间连脊草房的最东头，是土改后用一栋马厩改的。姥爷家住的东头单间原是养马人的住室，西边除了一个厨房就是一个大筒屋，南北两溜大炕，七八家就住在这大炕上，中间用草泥拉合辫做的“腰隔”隔开，从东倒西是一个穿堂过道，没有门，每一家都暴露着。有一家只有父子俩，父亲杨老五，是个木匠，却什么活儿也不干，整天晒太阳，睡懒觉。儿子呆傻，二十几岁了也不会说几句话，头总是左右不停地摇晃。见了生人，便摇晃着头，怔怔地看。他家唯一的财产是一只木枕头，是一段被脑袋磨出了凹槽的木头黑黑的放在炕上放着的凌乱的茅草上，如果谁开玩笑把它藏起来，他便四处寻找，找不到便不肯罢休，。如果你在大街上看见傻子，对他说；“傻子，你的枕头被人拿走了”，他便头也不回地往家走，找他的枕头。傻子能做的事是用两只大桶给没有劳动力的人家挑水，赶上谁家吃饭，就拿着扁担倚在人家的门框上，边摇头边看人家吃饭的嘴。颤颤地令看到他的人也为之颈酸晕眩，只得给他一碗饭或一点干粮，他便蹲在门槛上吃完，放下碗扬长而去。
村子里最令我感到神秘和新奇的，是一个外号叫“小老道”的货郎子，他是一个落户本村的外地人，和一个寡妇搭伙过日子。个头矮矮的，挑着一副货郎担走村串户卖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一年之内总有几个月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在关里老家还有一房媳妇，但也说不清。
小老道有一把唢呐，在那偏远的村庄唢呐一响，常引来不少大人孩子围观，货郎就用此招揽生意。他还有一把二胡，十几岁的二舅不知怎么来了兴趣，跟着货郎学了几天，居然也吱吱嘎嘎拉出了曲儿。于是他买来了两根二胡弦，用铁罐头盒，柳条棍和马尾做了一把二胡，常和小老道一起合奏。小老道的唢呐给我的感觉像一个骂街的泼妇，而二舅的二胡调像一个满脸鼻涕的傻小子。但姥爷不嫌烦，二舅的琴弓竟能在姥爷的脸上拉出笑容，这使二舅在心理上有了仗恃，姥爷的愉悦也轻松了全家的气氛。
姥爷是军烈属，有一张烈属证，那是大舅参加援朝战争牺牲后政府颁发的，姥爷知道这张证书的价值，十分珍视。需
要用钱了，就拿着它到乡政府要救济，不给就骂人，要来了三块五块钱，他便穿戴整齐，到城里下馆子。他是个美食家，对饭菜的色味十分挑剔，饭馆的厨师了解他，做菜就十分小心，免得被他挑出毛病。在家里姥姥给他做菜总是战战兢兢，反复叫他品尝，怕不合他的口味而挨骂。有了好材料他信不过姥姥，就自己做，但也不过是烙饼，烤个玉米，炖他自己钓的鱼而已。他烙烤的饼和玉米，油光发亮，绝不焦糊，还真好吃。
姥爷是六十二岁那年死的，距今已有四十多年。那天妈妈领我到乡下姥姥家时，姥爷已经穿着黑色的棉袍躺在外屋地的门板上了，脸上蒙着布，那张长着鹰鼻隼目的脸我就再也见不到了。姥爷留下了很多线装书，后来都叫二舅妈给孩子揩了屁股。那时我正在读初中，到二舅家串门，看了可惜，就偷偷藏了两帙带回家，一帙是《古文释义》，一帙是不完全的《四书》。现在，《四书》还在我手里，《古文释义》已被老舅要去做纪念了。
姥爷死后，姥姥全家迁到了别处，我就再也没去过那里，没有了姥爷，那个村庄怕是更加寂寞了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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