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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樣走過來的──謹以至誠之心向香港教育工作者致敬
（五）政府開始推行中小學資助教育
七十年代開始資助小學教育
起初是在小學推行，由教育當局向教會、善團及社會團體，如商會、同鄉會及宗親會、校友會及各類形式的團體等，鼓勵其辦學。方式是由辦學團體自籌部份經費，政府撥付大部份建校經費以及營運費用、教師薪金等，最先是大量興辦小學。如此一來，私立小學均無法再生存下去，只餘下一些具有聯屬的、有名望中學的附屬小學。由於家長們以其有名的中學為目標，故先慕名「打入」其小學者的一類私立小學尚可生存（不止可以生存，而且這類學校均只將其上午或下午中的一部份轉為津貼，餘下的保留為私立小學，反而成為其獲得充裕資源的來源）。
政府在推行資助小學教育之後，進一步推行九年免費教育計劃。由於建校需時，故當局實行向私校買位的辦法，透過「派位」（政府先後舉辦「升中試」及「學能測驗」方式，向初中派位）及自行招生方式取得學生，然後由政府按其對各校所規定的買位數字，按每名學生給予一定數額費用予學校。
「中學買位」是私立中學的致命原因
在這種制度下，學校的營運費用，包括學費收入預算、教師薪金及其他項目開支，均要向教育司署呈報、取得核准，以便規限學費收入及政府撥款的數額，乃至《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公佈後，將買位計劃推展至中四、中五，這時，盛極一時的私校王國開始走下坡。因為隨著政府新建的資助中學愈來愈多，政府向私校買位的數額愈來愈少，加上政會向那間私校買位及買位的數量，成為了她們生死的決定因素。何況即使政府派了一些學生予某校，學生也可以不報到而轉投其他他們認為較心儀的學校。同時在學校方面，因為資源有限，合資格的教師都想辦法轉至工作環境較好及薪金較高的資助學校任教，於是私立學校的收生人數、成績表現走入惡性循環。教育當局不僅不珍惜及不懂得教育多元化的道理（早期私校擔承起大部份教育責任還不說），不懂得私校教師面對成績稍遜的學生特別辛苦，更需要特別支援的道理，反而向社會及誤導輿論說私校教師差。造成學生成績低劣的印象，更稱那些沒有註冊為「非牟利團體」的學校為「牟利學校」（法律上無此名詞，事實上也並不存在）。
原來批評私校的情形，出現在部份資助學校當中
學生成績表現，原先分為五級，一般私校學生多為四至五級，乃至私立中學只餘很少學生及絕大部份中學已屬資助中學時，資助中學本身也開始因學生成績表現而分等級（評級已由五級改為三級，以縮窄學生之間的差距心理）。過往在部份私立中學所出現的情形，開始呈現在資助中學的領域，因為政府全面實施九年甚至最後十二年免費教育、人人可讀中學之時，便自然地便讓學校逐漸分流成一級學校或三級學校。
（六）高等教育——香港教育上最大的不足
香港專上教育以「精英主義」為政策焦點
在大專領域上，政府對這方面的資助及擴展，其思路是有如中小學一樣，是以政府資助者為公營才需要關注及負起責任。對私立院校方面，既不欣賞其努力與作用，讓其自生自滅，甚至以不同方法或是歧視政策扼殺其生存空間。
不過，也有不同的，是在專上教育方面，政府是採取精英政策，這除了受到一直以來的香港專上教育的目標，只在為港府培養管治官員和高級買辦的觀念與實際情形如此外，另一方面受兩個因素影響，一個是認為專上教育支出龐大，公共資源難於負擔太多。其二是如果大學學額太多，太多人大學畢業，社會難以提供太多高薪厚職，在「高不成、低不就」下，社會難免不安。
社會上有這種誤解，政府也以這種思維作為指導原則，因此香港高等教育也就一直規模細得不成比例。即使在八、九十年代，本港經濟已相對蓬勃，並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之時，香港的適齡大專學生比例，仍然較其他國家（甚至經濟狀態較差的國家和地區）差去甚遠。
回顧香港大專教育的發展，香港政府的最高當局，乃至主管教育的有司，都沒有一種較主動的強烈傾向去發展大專教育，也沒有開放空間去讓私人或社會上的熱心高等教育工作者去推動大專教育。這或許是香港一直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沒有必要為殖民地普及專上教育，而一眾官員，也只心存「打工」的心態，不像一個國家的部份官員，視推動國家的進步為有利於國家民族、以及作為自己的使命與成就。
香港大學之後五十年內再無新建大學，南來鴻儒填補部份真空
所以，自1887年何啟醫生創立雅麗氏西醫書院，至1912年，將西醫書院改組為「香港大學」，設立醫學院和理工學院外（其後，陸續再增設文學院、商學院和法學院等），香港一直再無高等學府的設立，只有部份來自中國大陸的鴻儒學者（主要在民國之後的原晚清翰林科第的飽學之士）來港設立「書樓」講學。
大陸政治變化，知名學者南來持續文化命脈——「珠海」與「新亞」等校的案例
「新亞書院」——「新儒學」大本營
香港專上教育發生較大變化是在1949年之後，由於內地政治情況劇變，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因此，一部份學者、教授除了隨同國民政府走避台灣外，另有一部份人南來香港，當中不乏學術上的權威甚至「泰斗」地位的人物，包括著名史學家錢穆、哲學家唐君毅、牟宗三、左舜生等，他們在深水埗桂林街租了普通民房樓上的兩三個單位，開始創立「新亞書院」，他們在那裡上課，甚至在那裡住宿，可幸那時教育司署對學校沒有管制得那麼嚴格，還沒有地政署與屋宇署之類衙門的規管，只在消防、衛生及走火通道過得了關便可。何況什麼專上院校？當局根本不承認。
「新亞書院」在桂林街的校舍雖然小得不成形，但卻在這裡培養了不少文化的傳道者，那時的學生不少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學者，「新儒學」派別的形成，亦肇始於這個時代。直至新亞後來獲得捐款和政府撥地，遷至土瓜灣農圃道新校舍，才能進一步施展抱負。
源自廣州私立大學的「珠海書院」
另一批來自廣東地區的學者和政要，包括陳濟棠（他本身去了台灣）、江茂森、李揚敬、區芳甫及黃麟書等，就在香港辦理了「珠海書院」，他們原一本均是在廣東省政府擔任教育廳、財政廳或參議院等高官，在1947年就在廣州竹絲崗成立「私立珠海大學」，其在童心路新校奠基時，國民政府一位教育部副部長還親自南來主持奠基禮。
他們因大陸「變色」，便於1949年來港成立「五珠有限公司」（五位創立者），在洗衣街與「德明中學」共用校舍開辦「珠海書院」至窩打老道（與亞皆老街交界）新校舍落成時才遷往新校，於是珠海書院增辦珠海中學（包括英文書院），而德明中學原址亦增辦「德明書院」。
浸會、崇基、嶺南弘揚基督精神
此外，原廣州嶺南大學及中學的人士抵港後，除續辦嶺南中學（包括小學）外，亦成立「嶺南書院」（在司徒拔道）。
至於與培正中學同屬浸信會系統的浸會書院和另一間基督教專上院校崇基書院，則分別設立於九龍窩打老道與聯合道交界和沙田馬尿水（馬料水）地方，為香港學子提供專上教育、弘揚基督精神。
另一間略具規模與香江中學一同設在大埔道70號校舍的是「香江書院」，這書院是由陳維周哲嗣陳樹渠所創立，其後由朱夢曇（孔聖堂主要成員之一）任院長。
以上這幾間私立專上院校均為四年制，與香港大學三年制不同，採學分、學年制，除崇基書院和浸信會書院外，她們均在台灣教育部註冊，並獲承認其學位。
五間院校合組「聯合」為日後中大成員學院之一
除此之外，南來的還有好幾間專上院校，主要是提供文史、新聞、銀行及會計等方面的課程。她們在1956年獲香港政府批准及撮合，組成「聯合書院」，校址設於堅尼地道，其後遷至般咸道（中山先生初來香港，入讀拔萃書室時之校址），由蔣法賢擔任首任校長兼董事長。又至1963年，在港英政府主導下，「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和「崇基書院」合組為「香港中文大學」，並以「崇基書院」旁的馬料水山頭廣大地塊為校址。李卓敏教授出任首任校長，而原有的「新亞書院」研究部仍然保留為「新亞研究所」，「聯合書院」的夜間部則自行保留為「聯大書院」。
其後多年，香港政府對專上教育再無多大動作，要之則通過條例，將「浸信會書院」更名為「浸會學院」、「嶺南書院」改為「嶺南學院」，並將新辦的「樹仁書院」改為「樹仁學院」。同時也將位於紅磡，原為「紅磡工專」擴展、連同原鐵路員工子弟學校地皮合併而成為「理工學院」（由原港大理學院校長潘宗光教授出任院長）大事擴展，使非學位制的公私營認可學院（提供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進一步擴展。
（待續）
資料來源：《香港教師會出版”香港教育八十年”紀念特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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