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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香港教育是怎样走过来的──谨以至诚之心向香港教育工作者致敬
（五）政府开始推行中小学资助教育
七十年代开始资助小学教育
起初是在小学推行，由教育当局向教会、善团及社会团体，如商会、同乡会及宗亲会、校友会及各类形式的团体等，鼓励其办学。方式是由办学团体自筹部份经费，政府拨付大部份建校经费以及营运费用、教师薪金等，最先是大量兴办小学。如此一来，私立小学均无法再生存下去，只馀下一些具有联属的、有名望中学的附属小学。由于家长们以其有名的中学为目标，故先慕名「打入」其小学者的一类私立小学尚可生存（不止可以生存，而且这类学校均只将其上午或下午中的一部份转为津贴，馀下的保留为私立小学，反而成为其获得充裕资源的来源）。
政府在推行资助小学教育之后，进一步推行九年免费教育计划。由于建校需时，故当局实行向私校买位的办法，透过「派位」（政府先后举办「升中试」及「学能测验」方式，向初中派位）及自行招生方式取得学生，然后由政府按其对各校所规定的买位数字，按每名学生给予一定数额费用予学校。
「中学买位」是私立中学的致命原因
在这种制度下，学校的营运费用，包括学费收入预算、教师薪金及其他项目开支，均要向教育司署呈报、取得核准，以便规限学费收入及政府拨款的数额，乃至《高中及专上教育白皮书》公佈后，将买位计划推展至中四、中五，这时，盛极一时的私校王国开始走下坡。因为随着政府新建的资助中学愈来愈多，政府向私校买位的数额愈来愈少，加上政会向那间私校买位及买位的数量，成为了她们生死的决定因素。何况即使政府派了一些学生予某校，学生也可以不报到而转投其他他们认为较心仪的学校。同时在学校方面，因为资源有限，合资格的教师都想办法转至工作环境较好及薪金较高的资助学校任教，于是私立学校的收生人数、成绩表现走入恶性循环。教育当局不仅不珍惜及不懂得教育多元化的道理（早期私校担承起大部份教育责任还不说），不懂得私校教师面对成绩稍逊的学生特别辛苦，更需要特别支援的道理，反而向社会及误导舆论说私校教师差。造成学生成绩低劣的印象，更称那些没有注册为「非牟利团体」的学校为「牟利学校」（法律上无此名词，事实上也并不存在）。
原来批评私校的情形，出现在部份资助学校当中
学生成绩表现，原先分为五级，一般私校学生多为四至五级，乃至私立中学只馀很少学生及绝大部份中学已属资助中学时，资助中学本身也开始因学生成绩表现而分等级（评级已由五级改为三级，以缩窄学生之间的差距心理）。过往在部份私立中学所出现的情形，开始呈现在资助中学的领域，因为政府全面实施九年甚至最后十二年免费教育、人人可读中学之时，便自然地便让学校逐渐分流成一级学校或三级学校。
（六）高等教育——香港教育上最大的不足
香港专上教育以「精英主义」为政策焦点
在大专领域上，政府对这方面的资助及扩展，其思路是有如中小学一样，是以政府资助者为公营才需要关注及负起责任。对私立院校方面，既不欣赏其努力与作用，让其自生自灭，甚至以不同方法或是歧视政策扼杀其生存空间。
不过，也有不同的，是在专上教育方面，政府是採取精英政策，这除了受到一直以来的香港专上教育的目标，只在为港府培养管治官员和高级买办的观念与实际情形如此外，另一方面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认为专上教育支出庞大，公共资源难于负担太多。其二是如果大学学额太多，太多人大学毕业，社会难以提供太多高薪厚职，在「高不成、低不就」下，社会难免不安。
社会上有这种误解，政府也以这种思维作为指导原则，因此香港高等教育也就一直规模细得不成比例。即使在八、九十年代，本港经济已相对蓬勃，并自诩为「亚洲国际都会」之时，香港的适龄大专学生比例，仍然较其他国家（甚至经济状态较差的国家和地区）差去甚远。
回顾香港大专教育的发展，香港政府的最高当局，乃至主管教育的有司，都没有一种较主动的强烈倾向去发展大专教育，也没有开放空间去让私人或社会上的热心高等教育工作者去推动大专教育。这或许是香港一直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没有必要为殖民地普及专上教育，而一众官员，也只心存「打工」的心态，不像一个国家的部份官员，视推动国家的进步为有利于国家民族、以及作为自己的使命与成就。
香港大学之后五十年内再无新建大学，南来鸿儒填补部份真空
所以，自1887年何启医生创立雅丽氏西医书院，至1912年，将西医书院改组为「香港大学」，设立医学院和理工学院外（其后，陆续再增设文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香港一直再无高等学府的设立，只有部份来自中国大陆的鸿儒学者（主要在民国之后的原晚清翰林科第的饱学之士）来港设立「书楼」讲学。
大陆政治变化，知名学者南来持续文化命脉——「珠海」与「新亚」等校的桉例
「新亚书院」——「新儒学」大本营
香港专上教育发生较大变化是在1949年之后，由于内地政治情况剧变，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因此，一部份学者、教授除了随同国民政府走避台湾外，另有一部份人南来香港，当中不乏学术上的权威甚至「泰斗」地位的人物，包括着名史学家钱穆、哲学家唐君毅、牟宗三、左舜生等，他们在深水埗桂林街租了普通民房楼上的两三个单位，开始创立「新亚书院」，他们在那裡上课，甚至在那裡住宿，可幸那时教育司署对学校没有管制得那么严格，还没有地政署与屋宇署之类衙门的规管，只在消防、卫生及走火通道过得了关便可。何况什么专上院校？当局根本不承认。
「新亚书院」在桂林街的校舍虽然小得不成形，但却在这裡培养了不少文化的传道者，那时的学生不少后来都成为着名的学者，「新儒学」派别的形成，亦肇始于这个时代。直至新亚后来获得捐款和政府拨地，迁至土瓜湾农圃道新校舍，才能进一步施展抱负。
源自广州私立大学的「珠海书院」
另一批来自广东地区的学者和政要，包括陈济棠（他本身去了台湾）、江茂森、李扬敬、区芳甫及黄麟书等，就在香港办理了「珠海书院」，他们原一本均是在广东省政府担任教育厅、财政厅或参议院等高官，在1947年就在广州竹丝岗成立「私立珠海大学」，其在童心路新校奠基时，国民政府一位教育部副部长还亲自南来主持奠基礼。
他们因大陆「变色」，便于1949年来港成立「五珠有限公司」（五位创立者），在洗衣街与「德明中学」共用校舍开办「珠海书院」至窝打老道（与亚皆老街交界）新校舍落成时才迁往新校，于是珠海书院增办珠海中学（包括英文书院），而德明中学原址亦增办「德明书院」。
浸会、崇基、岭南弘扬基督精神
此外，原广州岭南大学及中学的人士抵港后，除续办岭南中学（包括小学）外，亦成立「岭南书院」（在司徒拔道）。
至于与培正中学同属浸信会系统的浸会书院和另一间基督教专上院校崇基书院，则分别设立于九龙窝打老道与联合道交界和沙田马尿水（马料水）地方，为香港学子提供专上教育、弘扬基督精神。
另一间略具规模与香江中学一同设在大埔道70号校舍的是「香江书院」，这书院是由陈维周哲嗣陈树渠所创立，其后由朱梦昙（孔圣堂主要成员之一）任院长。
以上这几间私立专上院校均为四年制，与香港大学三年制不同，採学分、学年制，除崇基书院和浸信会书院外，她们均在台湾教育部注册，并获承认其学位。
五间院校合组「联合」为日后中大成员学院之一
除此之外，南来的还有好几间专上院校，主要是提供文史、新闻、银行及会计等方面的课程。她们在1956年获香港政府批准及撮合，组成「联合书院」，校址设于坚尼地道，其后迁至般咸道（中山先生初来香港，入读拔萃书室时之校址），由蒋法贤担任首任校长兼董事长。又至1963年，在港英政府主导下，「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和「崇基书院」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并以「崇基书院」旁的马料水山头广大地块为校址。李卓敏教授出任首任校长，而原有的「新亚书院」研究部仍然保留为「新亚研究所」，「联合书院」的夜间部则自行保留为「联大书院」。
其后多年，香港政府对专上教育再无多大动作，要之则通过条例，将「浸信会书院」更名为「浸会学院」、「岭南书院」改为「岭南学院」，并将新办的「树仁书院」改为「树仁学院」。同时也将位于红磡，原为「红磡工专」扩展、连同原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地皮合併而成为「理工学院」（由原港大理学院校长潘宗光教授出任院长）大事扩展，使非学位制的公私营认可学院（提供文凭及高级文凭课程）进一步扩展。
（待续）
资料来源：《香港教师会出版”香港教育八十年”纪念特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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